（2010-10-10）权利运动发布：
我叫张勇，93年入伍～97年12月退出现役，从退出现役至今从没有上过一天的岗，却在2005年被某单位通知下岗。没有上过岗，何来的下岗！后来在某单位举办的再就业培训中，又遇到其他战友，那情况真是五花八门，培训的时候政府承诺我们退伍兵许多优惠政策，培训完了政策就没有执行！当时我们这些无助的退役军人就到县里反映，得到的回答就是你们等等，我们想办法解决。去一回等一回，在这样的回答中我等了整整十三年。
试问一个人的人生有几个十三年？从06年开始我们逐级向上反映问题，领导们也心烦了。答复我们的话也发生了变化。告诫我们上访要拘留，这些在我们身上竟然都一一兑现了！有些领导说，“共产党有的是钱就是不给你们解决，你告吧，你去一次我接一次。”
2007年11月在我们得不到任何答复的情况下，我们到北京去反映情况，在路上被截。就直接送到拘留所拘留十天。试问曾经的退役军人犯了什么罪，拘留证上居然写着扰乱社会治安。我们坐车买票，到相关部门反映问题。那里扰乱社会治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出来之后我们继续反映问题。
2010年9月19日我们再次启程到北京反映问题。9月20号早晨我们到达北京西站，下车之后就直接到了国家信访局信访接待处，填表交材料。之后，找到在北京的朋友家休息了两天，再到解放军信访接待处，递上我们的材料，之后再次回到亲戚朋友的住处。当时已经9月25号。休息了一天之后，第二天我们与亲戚朋友道别要回家了。当时我们四人说要回家了，到天安门看看也算又来了一回北京，经过长年的反映问题，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吧。
在天安门安检时，被北京公安人员看到了我们的申诉材料，便把我们带到了西城分局开具了一份训诫书。当时我拒绝在上面签字按手印。我的回答是我们反应问题，准备回家到天安门看看就走了，我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西城分局的警察说不签就不签了，结果被送到久敬庄。
大概十点的时候我们当地驻京工作人员去接我们。办理了手续出了看守室，我们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开来了一辆十几座的面包车。上车出了大门车子就停下，我们问怎么停了，司机说等保安。我们当时还不明白怎么回事，看到外面大概十几个人，年龄大概都20岁左右，拉开车门进来，进来之后就要我们关掉手机，不准说话。那口气就好像我们是罪犯！
试想我们现役的时候站岗放哨承担保家卫国的时候，他们敢这样吗？他们敢这样又是谁给他们的权力？如果不是驻京工人员安排，我们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但是那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安排的我们忍了。我们忍的时候同时也感觉到了莫大的悲哀！因为之前我看到安元鼎黑保安的报道。安元鼎的所作所为被指定为黑保安，但是押解我们的又被称为什么呢？呵呵 黑社会只能以此称呼。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政府人员动用这些人员押解我们呢？如果我们犯法可以动用警力。我们到底算什么人？我们这些曾经的军人 现在难道是犯人、罪人？就算是也该由警察押解。为什么动用社会人员？在这次押解中我侥幸走脱。具体细节简略，当时几个战友不愿走，其实我也不愿走，但是朋友硬把我架走，说回去会被拘留。
28号下午三个战友到家之后就被关进了拘留所，我也于29号下午回到了家。十.一长假期间我的战友却经历了十天的牢狱。
出来了，我们见面之后他们说，我们被送回来之后各单位领人要交每个人3000元的费用。不交还不行，不然人还要被送回北京。我又想到一个问题，一些社会人员，为何敢以这种口气对我们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说话？据战友讲他们要钱的时候还理直气壮！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我们退役军人莫大的悲哀！我们的待遇还不如黑社会！
出了拘留所我们四人到了信访局。登记等待领导接待，结果到了11点多也没人接待，没办法我们家就在信访局长的办公室门口等。大概12点的时候一个局长三个副局长接待了我们了，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事和他们无关。我说话他们不让我说，我说你们不让我说话，让我进来干什么，让我进来就是听你们说“不关你们的事”？
当时我就走出了局长办公室，另外三人和他们发生了争执。争执的原因是信访局领导关于退役军人安置问题一直拿地方文件说问题。一个战友说国家下发的文件有一条明文规定就是一切地方文件不能与中央下发的文件相抵触，这样他们没话说了。
最后，一个姓孙的副局长就说了，你们快疯了，等你们疯了我们出钱给你们治。由此，我又想到了那些反映问题的人为什么总和精神病院有不解之缘了！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他又说出了实话。我可以不可以这样想：只要一直坚信和信赖国家法律法规的人，是不是就离疯没多远了？也就离精神病院不远了？在此我向各位战友保证，我们不会疯，发疯的是他们。我们会坚持不懈的反映安置问题，强烈要求落实《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
作者：河南省沈丘县城镇退役军人张勇、陈村才、鲍涛；志愿兵周景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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