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三日，我带着《重建精神支柱、重建道德诚信、重建公正司法、重建干部队伍》一文准备赴京，但又被拦截在上海虹桥火车站。这可是自去年底以来，第三次被拦截在上海和北京的火车站了。一年来，我多次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表示，我们可以通过国家信访局中转书面交换意见，白底黑字作证，谁也别赖。我这三次去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书面材料有什么错，怎么到现在他们还是用这中央明令禁止的拦卡堵截的“维稳”思路和模式呢？这种对访民的“严防死守”的“维稳”思路和模式是以压制人民群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的。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越是要强调社会稳定、强化维稳工作，上海各级政府就越是不能容忍民众的利益表达；民众越是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就越是倾斜，尤其是底层群体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利益矛盾和冲突也就越尖锐，不满情绪也就越强烈；再由于访民的维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要求有的是合理的，或基本合理的），但也有一些就是“维稳方式”造就的。上海维权上访者是几年来所形成的月末大“集访”的参与者，一旦参与过大“集访”的过程，就被上海市政府打入“另册”，不但受到打击报复，而且正常的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干扰而难以为继，于是我们就被“盯牢、跟牢、关牢”。不难看到，本意是要防止不稳定事件或严防“抹黑上海大好形势”的事发生的“维稳”，由于政府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反而成为促成不稳定事件发生的机制。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社会稳定和利益表达被人为对立起来：利益表达、特别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利益表达，往往被认为是危及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素而受到打压。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压制和牺牲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社会稳定成了上海普遍的做法。其结果不仅是治标不治本，不仅无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甚至或已经对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公正司法造成严重损害。行政权力开始出现失控，腐败相当普遍地盛行，贫富悬殊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可逆转状态，社会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在急剧流失；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出现结构性疏离，缺乏平等有效的沟通和互动，贫富群体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公平正义遭受严重侵蚀。这些问题的存在，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真正的长期的祸患。
目前我国已经是一个社会结构高度分化的社会，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开始出现明显差异。尤其是我们早已退休，受到的利益损害更大。而这些利益本身往往并无“对与错”的差别，只要是合法的利益都是正当的。但问题是，不同群体或阶层所处的位置和所掌握的资源的差异，决定了他们追求公平正义，追求尊严，要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是明显不同的。我们访民几乎完全缺乏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利益谈判能力，我们不仅无法影响事关切身利益的政策制定，也难以通过平等沟通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不均衡的利益格局伴随着不均衡的利益表达能力，如果坚持目前的维稳模式，那么，维稳工作就会起到维护现有不均衡利益格局的作用，有时甚至会蜕变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上海各级政府经常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来阻止和压制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信访还是报刊，无论是网络还是社会组织，都难以成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有效渠道。实际上，当政府以稳定为由不允许访民为解决问题取得合法、合理的利益补偿进行讨价还价之时，维稳工作确已变成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变成维护贪官的工具了。
访民也是普通人，我们最关心的是身边的腐败。身边的腐败直接关系到普通人的切实利益。打掉一个身边的腐败分子，普通人的利益就有了保障。上面反腐败，下面的官员依然滥用权力搞腐败，反腐败就失去了社会基础。反腐败是乐观不起来的，悲观的情绪必然会增大。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腐败会导致社会体制的塌陷，前苏联解体实际上与基层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因为在基层搞腐败而不得人心。基层腐败才是真正的大腐败。人们对腐败的不满，主要不是来自高层，而主要是来自基层。人们正是因为对基层腐败的不满而又无可奈何，才指向高层的腐败。什么周永康、徐才厚跟我们老百姓会有什么关系？高层反腐败取得重大进展的确也能挽回一部分民心，提振人民反腐败的信心。但只有让普通民众参与到反对基层的腐败当中来，才能够真正凝聚民心。从这个角度上看，维权上访群众，逐级向市委、市政府以至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基层的问题、举报干部的贪腐、违纪、违法、违背党的政策、侵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行政乱作为等，都是正义之举，也是中央了解基层，了解最真实社情民意，直接听取人民呼声的最佳渠道，从中还可以获取人民群众对“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各种建议。好政策、好的决策、好的创新大多来自人民群众。现在抓了不少贪腐干部，他们的腐败线索不也大多是来自人民群众的举报！所以赴京上访无可指责！而“越级上访”也就无从谈起。
我们也知道，由于十几年来，基层问题实在太多，造成赴京上访的总人次累计有数千万之巨。加上地方各级政府的不作为，国家信访局已经招架不住，不得已宣布在2014年5月起不接受“越级上访”。把访民打发回原籍，这合理吗？这就值得研究和分析了。因为《信访条例》发布多年，它在规范访民上访行为起了一定范围的好作用，但其中最大的缺陷在于，它只规范了访民的上访行为和程序，它并没有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导致政府方面要么不作为，要么就乱作为。如《信访条例》规定60天给来访者回音。可是问问上海各级信访部门，他们做到了吗？以我为例，2011年10月31日，国家信访局503接待员对我说，我们把你的材料转回上海，上海方面2个月内会有人找你谈的，3个月内，不要再来北京。3个月过去了没有音讯。4个月过去了，连国家信访局都没接到上海宣传部得反馈。到4月7、8日我才从国家信访局接待窗口得知：上海方面的反馈是，袁宗平在“无理取闹！”说明什么呢？(这里暂且先不说他们用什么虚假材料给我定“无理取闹！”的结论)1、国家信访局仅仅起到了“转信”的功能；2、上海市委宣传部违背了《信访条例》的规定。市委宣传部本应该直接对我说么，这在程序上输了理。不是鼓励信访，网上访吗？可四年来，我给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市纪委发的20几份诉求材料，书面意见、建议，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市纪委可曾有过只字片语的回应？四年来我去上海信访办近200次，他们可曾有过一次像样的接待？一句话：“我们转下去。”转了吗？鬼知道。
可见，上海各级信访部门在处理信访问题这一层面，与真正解决问题的行政层面，是没有联系的平行层面。但是，信访部门却偏偏把我们的申诉、举报材料转给了问题的原“责任单位”，不仅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反而引起新的打击报复。2012年5月，我被第二次拘留，2013年底第三次拘留。现在，如果要把《信访条例》上升为《信访法》，那么在指导思想、法治理念上要深化改革。即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把惩处信访系统内那些如打虚假报告的、伪造或销毁证据的、花钱到国家信访局和久敬庄消号的、拖延问题解决的、官官相护的、搞打击报复的等等腐败行为要写进《信访法》。《信访法》要赋予民众检举、揭发基层违纪、违法、贪腐行为的权利，要切实保障公民的举报权。在规范信访人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则外，对信访局和各级信访部门也必须严肃规范从接访到批转有关信访诉求的整个流程。也要赋予国家信访局督查信访案例批转至地方后处理的全过程的权利，以及应担负的督查责任。“属地管理”，究竟是个什么概念？以我为例：我的居住地属长宁区，但案发单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位于黄浦区。2014年8月，中央巡视组对我明确表示过，“你的问题的责任单位在黄浦区，那么‘属地管理’应该是黄浦区政府。”我完全赞同。这就说明上海市信访部门在处理我的信访问题是多么地粗枝大叶和不负责任。也不奇怪，长宁区有关部门在十八大前后，为我的事曾与世纪集团有过协调，但均遭世纪集团档回。其实“属地管理”也应该理解为“归口管理”，条块分明，我的事应该属于市委宣传部管辖的范畴，事实上也一直是市委宣传部主导。胡乱调查、对世纪出版集团的包庇，对我三次拘留，都是市委宣传部、世纪出版集团作的恶。《信访条例》颁布十年，应该说现在也积累了必须吸取的经验教训。立法为民、公平正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促进问题的合理妥善解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这应该就是《信访法》的精髓。
我在4月21日的《重建……》一文中提到，“2013年7月，世纪集团党政办陆迅来我家，陆迅竟然还说：“钟修身作为出版局党委书记，他应该知道，出版局是政府机关，不可能干预世纪集团的企业行为。”她秉承世纪集团的意志，拒绝政府机关批评基层单位违反知识分子政策的行为，完全否认出版局钟修身同志积极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的工作，协调基层发生的矛盾所作出的努力，也正说明世纪出版集团党委拒绝解决我这个维权上访问题，找借口已经是慌不择路，竟然到了无视事实的地步。”她的话里面，还有另一层深刻涵义，即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是2005年才改制而成的国有企业，它的行为是企业行为，企业的分房行为可以不讲政策，而且其他政府部门不得干预，不能批评。国有企业可以不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贯彻党的统战方针，可以为所欲为，任意解释政策，排斥他人的善意批评，这的确是世纪出版集团的一大发明。而且它得到了市委宣传部的无原则包庇保护。这还说明了党内监督的缺位，四年来，我的维权诉求材料同时发给市委、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市纪委，根本就没听说各部对宣传部、世纪出版集团提出批评或质疑。在世纪出版集团内部，民主党派的处境是不好的，或是很尴尬的。现在中央召开了统战工作会议，但到了世纪集团，它也会是老样子，因为世纪出版集团的“党政办公室”是由一贯极左一贯假大空的陈昕、韩卫东控制着。党内监督是搞不起来的，加上纪律松弛、懒惰行政、小圈子里用人，这也是世纪集团内不少出版社多年来，吃完老本，出卖家底，经营不善，库存惊人的根本原因。上海出版业十几来年走到今天，就是断送在陈昕这一伙人手里。我的维权上访问题16年不能解决也是他们造成的！
还是这句老话：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世纪集团应该清理思想根源，直面问题，不要逃避，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
民盟盟员 副研究员 袁宗平
2015年5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