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政治异见人士与其伴侣长期分离、两次团聚受阻的纪实与申诉
作者:姜福祯
引言:一场持续六年的家庭团聚困境
从2020年10月10日到2026年9月29日,将近六年时间里,我的伴侣张守荣女士先后两次持有荷兰政府签发的有效签证,准备从中国出境前往荷兰与我团聚,却两次在中国机场遭到边防检查机关拦截。第一次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第二次是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两次拦截地点不同、签证类型不同,结果却完全相同:她被告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不准出境。两次均未获得可以留存的正式书面决定,也没有获知具体事实与证据。她不是政治活动人士,没有参加反对政府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刑事犯罪记录。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受到如此对待?这是否与我的政治身份及海外政治活动有关?现将事实经过、相关背景及我们的申诉请求记录如下。
一、我的政治经历与我们的伴侣关系
我叫姜福祯,英文姓名Jiang Fuzhen,1956年出生于山东青岛,是长期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政治异见人士。1989年,我因参与青岛地区“六四”民主运动,被中国当局以政治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八年。1995年底出狱后,我仍坚持民主、自由与人权理念。2018年11月,我离开中国前往荷兰寻求政治庇护,2019年2月获准留在荷兰,此后取得荷兰国籍。
我与张守荣于2014年3月在青岛老年大学《易经》学习班相识。由于彼此在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方面有着相近认识,我们一见如故,逐渐建立深厚感情。为避免我的政治身份牵连她和她的儿子,我们没有办理婚姻登记,但从2016年春天开始正式共同生活,建立稳定而持久的事实伴侣关系。没有婚姻登记,并不意味着没有真实的家庭关系。2018年11月我独自来到荷兰,我们被迫跨国分居,只能通过电话和网络维持联系。原以为分离只是暂时的,未料此后约八年仍难以团聚。
二、2019年至2020年:第一次家庭团聚申请及获签经过
2019年4月,荷兰移民局开始认可并审查我与张守荣的伴侣关系。2019年9月19日,时任荷兰驻华大使高文博先生对有关情况进行了面试。同年年底,经过听证程序,荷兰方面最终批准张守荣赴荷兰与我团聚。新冠疫情突然暴发,签证办理被迫推迟。2020年7月21日,她应邀前往荷兰驻北京大使馆递交材料;部分个人身份信息此前已经过中国外交部门及荷兰使馆认证,补充认证材料又使程序延误一个多月。
2020年8月13日,在荷兰驻华大使更换为贺伟民先生之后,她终于取得荷兰MVV长期居留D类家庭团聚签证,编号016199050。9月下旬,我们预订了10月10日从北京飞往荷兰的国际航班。荷兰移民局此前数次催促她尽快成行,还提前准备了抵达荷兰后的免费交通车票。我们没有将行程广泛告知亲友,以免节外生枝。就在启程前一天,意外发生。
三、2020年10月9日:国保人员提前掌握行程并要求退票
2020年10月9日上午,张守荣突然接到青岛国保大队长吴波的电话。对方已经掌握她的机票及赴荷行程,明确劝告她退票、不要前往荷兰,同时要求她劝我返回中国,并称工龄、劳动保障和医疗待遇等困难可以协助解决。
张守荣没有答应。她认为自己的手续经过有关部门认证,荷兰已批准团聚;她本人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也没有正当理由被阻止出境。临时放弃还将造成经济损失并使团聚计划再次陷入不确定。我们商量后决定按计划出发。
这一通电话表明,张守荣的行程在出境前已受到国保关注,而且有关人员将她的旅行与劝说我回国联系在一起。它是否构成正式出境限制的直接原因,仍须有关机关书面说明,但后续拦截显然不能被简单看成孤立事件。
四、2020年10月10日:从青岛机场途中遭遇尾随与追尾
10月10日早晨,张守荣由儿子和一位好友陪同,乘出租车前往青岛流亭机场,准备先飞北京,再转乘国际航班。途中他们发现一辆白色轿车一直尾随;出租车减速时,后车也不超车。后来前方车辆减速,出租车随之减速,后车却撞了上来。所幸车速不快,只有车辆受损,没有人员严重受伤。
三人下车准备重新叫车时,后车一名中年男子下车后继续跟随他们。据张守荣回忆,他特意盯着她看了一眼,使她感到强烈敌意。考虑到前一天国保已要求退票,她非常警觉,随即让朋友先回家,自己与儿子改乘出租车,绕行小路,最终抵达机场。
必须说明,我们无法仅凭尾随、追尾及当事人感受确认该车和人员身份,也没有独立证据证明事故系人为安排。但结合此前掌握行程的电话,此事值得调查。
五、2020年10月10日:北京首都机场第一次被拦截
当天,张守荣顺利乘国内航班抵达北京。约上午11时30分,她已在机场准备办理赴荷航班手续。领取登机牌、托运行李均正常;到出境边防检查环节时,却突然被拦下。工作人员起初称资料不齐全、需要核实,要求她到办公室等待约半小时。
随后,一名边检人员拿着纸条向她宣布:“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她要求说明具体行为和证据,却没有得到解释。工作人员让她联系闫一铭警官,并要求退票。她拨通闫一铭电话,对方说正在车上,稍后再打;她再次联系,仍未获得实质解释。
我们分别尝试联系荷兰驻北京大使馆及荷兰难民援助机构,但当天是周末,电话未能及时接通。无法登机,也无法获得进一步解释或外交协助,她只得退票返回青岛。第一次团聚努力就此中断。
令人难以接受的,不只是合法旅行计划受阻,更是一个普通公民仅因一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就无法出境,却没有获得可以核实和依法申诉的正式书面决定。
六、张守荣的个人经历与第一次拦截的性质
张守荣原是青岛国棉一厂工人,下岗后长期从事个体服装经营及其他商业活动。她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国家干部,从未担任涉及国家机密的职务,没有参加我的政治活动,也没有刑事案件在身。据我们所知,她此前没有收到过依法告知本人的出境限制决定。
在我看来,她被拦截的真正原因,很可能不是她本人的行为,而是与我之间的伴侣关系。如果仅因伴侣在海外持有不同政治观点、从事合法政治表达,就限制一个普通公民出境,这便具有政治株连性质。政治意见可以不同,但不能因此剥夺伴侣正常生活和家庭团聚的权利。
2020年10月11日,我整理第一次拦截经过并向有关机构求助。我承认中国边检有权依法审查本国公民出境,但这种权力应受法律约束,不能以笼统的国家安全理由取代事实认定与程序保障。
七、背景材料:我抵达荷兰后受到的持续骚扰
自2018年底来到荷兰以后,青岛国保人员多次联系我,劝说我回国。
1.国保人员通过电话、短信和微信联系。我抵荷两个月后,吴波曾来电,我没有接听。2019年春节前后,他发短信希望约我和另一位青岛老政治异见人士陈增祥一起坐坐。我拒绝并删除其微信。随后陌生账号主动问好,自称“我是吴波,老朋友……”,我没有继续删除。
2.以工龄和退休待遇问题劝我回国。后来吴波称我关于“工龄归零”的案件正在帮助处理,问我不回国“老牟怎么办”,责备我不要太自私。“老牟”是牟传衍,我与他曾就工龄及待遇共同起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由同一律师代理,并接受过媒体采访。我认为个人待遇不应成为要求政治异见人士回国的交换条件。
3.女儿因保险问题提出异常要求。女儿曾因保险金返还联系我,转述平安保险业务员称办理手续需要我本人到场,或者通过宣告死亡处理。我对此十分生气,告诉她不要听这种荒唐建议,钱不要也罢。我无法确定业务员为何这样说,更无证据证明与国保有关。
4.因政治发声受到警告。2019年9月吴波再次来电,我没有接听。他随后多次短信要求我不要太“闹腾”。我回复:“我在80年代就成为政治异议人士,我不可能沉默。”
5.公安人员找到女婿及其单位。女儿告诉我,公安曾到她丈夫陈龙所在单位,找到有关领导、陈X及其教练询问我的情况。女儿担心影响丈夫工作。我在微信质问吴波:“我女儿从不关心政治,你们还是找了她。”他答:“没有呀,你再问问你女儿。”女儿后来再次确认有人询问。由于人员来自浙江,我推测吴波未必直接掌握此事。此后,据我了解,是广东公安所为(女儿工作地),广东公安还找过几位参加女儿婚礼的朋友谈话。
6.国保通过女儿提出赴德国面谈。2019年11月初,吴波让女儿劝我回国,称工龄和待遇问题可商量解决。后来又提出由女儿、女婿陪同有关人员赴德国,我从荷兰到德国见面。我明确告诉女儿:“我肯定不回去,也就没什么好谈的,拒绝见面。我的事你不要掺和!”
7.为保护亲属被迫中断联系。有关人员后来仍多次联系女儿,也曾找过我的前妻。她们十分害怕。为了避免继续受到骚扰,我不得不将女儿微信拉黑,中断联系。这对父亲而言是痛苦选择。政治压力如果延伸到不参与政治的女儿、前妻、女婿和伴侣,已经超出针对表达者本人的范围。
八、六年等待:从家庭团聚签证转向普通探亲访友签证
第一次被拦截后,我们没有放弃团聚希望。2020年至2026年,我在荷兰逐渐安顿并取得国籍,张守荣仍留在青岛。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更需要彼此照料与陪伴。到2026年,我已70岁。
考虑到第一次是MVV长期居留签证,我们决定改为普通短期探亲访友签证,希望至少让她来荷兰看看我。她再次备齐材料,取得荷兰申根C类签证,编号019400786;预订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机票,订单编号10190345803968,计划2026年9月29日北京时间下午1时30分从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出发。我们以为六年过去、签证类型改变,或许能够顺利成行,但结果再次令人失望。
九、2026年9月29日:青岛胶东国际机场第二次被拦截
以下根据张守荣2026年10月28日亲笔陈述及口述整理。9月29日,她持有效申根C类签证前往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准备乘当日下午1时30分航班赴荷。出境手续办理时,她再次被边检人员拦截。两名边检警察将她带离正常通道,带进机场一间小房间,要求停留约半小时,两名警察全程看守,不允许她自由离开或打电话求助,也不允许她用手机录像。
六年前北京机场的经历再次浮现,她非常紧张惶恐。约半小时后,一名工作人员口头宣布,她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不准出境。这次甚至没有出示可以留存的纸条。她要求说明具体行为、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仍没有得到解释,也未获得书面决定,只得停止行程离开机场。
她在陈述中写道:“我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我感到我的人格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一个普通公民被单独带入房间、在警察看守下等待,却不能及时向外界求助,也不能获得正式说明,这种恐惧与压力不应被轻描淡写。
十、第二次拦截后:与青岛国保负责人的电话交涉
离开机场后,张守荣立即致电青岛国保负责人,质问为何再次阻止她出境。她说:“我一个平民百姓,不关心政治,你们竟然再次拦截!我只想过去看看老姜,他都70岁的人了,也需要身边有个照应。”
据她回忆,国保队长姜鹏回答:“70岁人了,也没闲着,经常发声,每个月都发声,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段对话是判断事件性质的重要线索。她询问的是自己为何不能出境,对方回答却直接指向我在海外的政治言论。如果对话得到核实,将成为判断出境限制是否与我的政治活动有关的重要证据。2020年国保要求她劝我回国,2026年又谈及我持续发声,两次之间存在值得调查的关联。一个人的政治表达,竟成为限制另一个普通公民出境的理由。
十一、第二次被拦截造成的身心伤害
2026年9月29日被拦截后,张守荣返回青岛,身心受到明显打击。她回忆:“回青岛后我浑身无力,身心俱疲,整个人感到被掏空了一样,病了一场。”因身体和精神状况不佳,她一段时间无力整理遭遇,直到10月下旬稍有好转,才开始书写,并于10月28日完成个人陈述。
她再次强调自己是合法公民,没有犯罪记录,也没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她只是希望探望70岁的伴侣,缓解长期分居的痛苦。即使改用短期签证,仍不能正常出境。她恳请荷兰政府帮助其荷兰籍伴侣与中国有关方面沟通,争取撤销不当限制。
十二、从2020年到2026年:两次拦截所反映的问题
第一,两次均持有荷兰政府签发的有效签证:2020年为MVV长期居留D类签证,2026年为申根C类短期签证。签证虽不能自动取代中国法律规定的出境审查,但出境限制仍应具有明确法律依据并遵守必要程序。
第二,两次均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张守荣始终未获知具体事实或证据,也未取得可以留存的正式书面决定,因而难以了解限制依据并寻求救济。
第三,国保人员两次将事情与我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2020年要求她劝我回国,2026年则再次提到因为我在海外持续发声,其政治诛联的用心了然。
第四,从2018年11月起,我们经历约八年的跨国分居,两次赴荷努力在最后出境环节被阻断,严重影响家庭生活、精神状态及晚年照料。对年事渐高的伴侣,时间本身就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五,限制的法律依据、决定机关、期限始终不明。至今为止相关部门相互推诿,不肯出具限制出境决定书,使一件堂而皇之的政府行为,陷入非法窘境
十三、法律与人权问题:家庭团聚不应成为政治施压的工具
这一事件至少涉及中国公民依法出境的权利、家庭生活与伴侣团聚的权利,以及政治表达者与家庭成员权利之间的界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国公民不准出境的法定情形,其中包括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等情况。但法律授权限制出境,不意味着限制可以不说明依据,也不意味着权力不受审查。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强调私人生活和家庭不受任意干涉,第十三条涉及离开任何国家(包括本国)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也规定离开任何国家的自由及基于国家安全等目的的有限限制。中国已签署但尚未批准该公约,不能将其条款直接等同于中国已经承担的完整条约义务,但仍有重要人权评价意义。《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保护私人和家庭生活。作为荷兰公民,我希望荷兰政府在其法律与外交权限内关注我们持续分离的处境。
我在荷兰继续参与政治表达,是我个人的选择。张守荣没有义务承担我的政治责任。如果仅因她与我存在伴侣关系而受到不合理限制,就具有政治株连和连带惩罚性质,同时具有跨国镇压’、跨国威肋威慑的用心。
十四、向荷兰政府求助及外交沟通经过
第二次拦截后,我们认识到,问题关键已不是能否获得荷兰签证,而是中国有关部门是否继续限制她出境,以及能否通过法律、领事或外交途径澄清和解决。根据荷兰政府信息服务部门的反馈,我的情况已以编号EM3055616作为信息转送外交部。这不意味着外交部已决定正式交涉,但说明有关情况已进入政府信息处理渠道。我随后准备荷兰语外交评估短函,见附件一及中文译文。
十五、我们的请求:查明事实,撤销不当限制,恢复正常家庭生活
一、查明两次拦截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中国有关部门说明,2020年10月10日和2026年9月29日的出境限制分别依据何种法律、事实和决定。
二、澄清是否存在针对张守荣的持续出境限制。如有,请说明决定机关、期限、法律依据及救济途径。
三、撤销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不当限制。普通公民不应仅因与海外政治异见人士存在伴侣关系而被剥夺正常出境机会。
四、请求荷兰政府在职权范围内给予外交关注和协助,评估能否向中国有关部门询问并寻找合法可行的解决途径。
五、保障我们的家庭生活和晚年团聚。我们不再年轻,只希望能够恢复正常共同生活,或至少使她能够自由来荷兰探望。我要求的不是特殊待遇,而是基本程序公正和个人权利保障。
结语:六年两次拦截,八年家庭分离
2020年10月10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026年9月29日,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六年之间,两次有效签证,两次购买机票,两次准备出境,两次被阻止,理由都是同一句话:“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然而直到今天,我们仍不知道张守荣究竟实施了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她没有参加政治活动,没有犯罪记录,没有从事涉及国家机密的工作,也沒有经济、民事未结案件。她所希望的,不过是来荷兰与长期伴侣共同生活,或者至少短期探望。我作为70岁的老人,也只是希望晚年有人陪伴。十余年的感情,八年的分离,六年的两次拦截,已远超普通签证纠纷。
如果限制确实与我的政治活动有关,受到伤害的便不仅是她的出境权利,也是我们共同的家庭生活。如果有关部门认为限制有合法依据,应依法说明并允许救济;如无充分依据,就应撤销限制。我们希望荷兰政府关注,也希望中国有关部门正视事实、给予解释并妥善解决。
一个国家的安全,不应以剥夺无辜伴侣的正常家庭生活为代价。一个人的政治观点,也不应成为另一个人被长期限制出境的理由。我们要求的不是特殊待遇,而是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我们等待的不是政治恩赐,而是恢复普通家庭应有的生活。
姜福祯
2026年11月,荷兰
附件一:致荷兰外交部门的评估短函(荷兰语原文)
Geachte heer/mevrouw,
Ik ben Jiang Fuzhen, Nederlands staatsburger en voormalig politiek
gevangene uit China.
Mijn langdurige partner, mevrouw Zhang Shourong, is op 10 oktober 2020 op
de luchthaven van Beijing en op 29 september 2026 op de luchthaven van Qingdao
verhinderd China te verlaten, ondanks geldige Nederlandse visa.
Mijn partner is zelf niet politiek actief. Ik vrees dat de
uitreisbelemmeringen verband houden met mijn politieke activiteiten in
Nederland.
Mijn melding is door Informatie Rijksoverheid onder kenmerk EM3055616 ter
informatie doorgestuurd naar het Ministerie van Buitenlandse Zaken.
Ik verzoek u deze situatie onder de aandacht te brengen van de bevoegde
consulaire en diplomatieke medewerkers en te beoordelen of navraag of andere
passende ondersteuning mogelijk is.
Ik beschik over kopieën van de visa, reisboekingen en aanvullende
informatie. Graag ontvang ik schriftelijk bericht over de wijze waarop ik deze
documenten veilig kan indienen.
Met vriendelijke groet,
Jiang Fuzhen
E-mail: [email protected]
附件二:外交评估短函中文译文
尊敬的先生/女士:
我是姜福祯,荷兰公民,曾是中国政治犯。
我的长期伴侣张守荣女士,分别于2020年10月10日在北京机场和2026年9月29日在青岛机场,尽管持有有效的荷兰签证,仍被阻止离开中国。
我的伴侣本人并不参与政治活动。我担心,这些出境限制与我在荷兰从事的政治活动有关。
荷兰政府信息服务部门已将我的情况以编号EM3055616,作为信息转送外交部。
我请求贵部门将此事提请有关领事及外交工作人员关注,并评估是否能够向有关方面询问情况,或者提供其他适当帮助。
我保存有两次签证、机票预订及其他补充资料的复印件。希望贵部门书面告知,我应当通过何种安全方式提交这些材料。
此致
敬礼!
姜福祯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附件三:相关证据与资料目录
1. 2019年4月起荷兰移民局对伴侣关系的认可及调查资料。
2. 2019年9月19日荷兰驻华大使面试及后续听证资料。
3. 2020年7月21日荷兰驻北京大使馆签证申请材料。
4. 2020年8月13日签发的MVV长期居留签证,编号016199050。
5. 2020年10月10日北京至荷兰的国际航班预订及相关退款资料。
6. 2020年10月11日姜福祯撰写的第一次拦截事件陈述。
7. 2020年前后青岛国保人员联系姜福祯及其亲属的有关通信记录(如有保存)。
8. 2026年荷兰申根C类签证,编号019400786。
9. 2026年9月29日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机票订单,编号10190345803968。
10. 张守荣无犯罪记录证明。
11. 2026年10月28日张守荣关于第二次拦截的个人陈述。
12. 荷兰政府信息服务部门转送外交部的相关记录,编号EM3055616。
13. 向荷兰外交部门提交的荷兰语外交评估短函及后续往来函件。
说明:以上为拟整理的证据目录。各项资料是否完整保存、能否提交,需逐项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