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跨越三十余年的土地征收补偿争议，在法治不断完善的今天，演变成了一场围绕“行政机关是否应当给一份书面答复”的程序之争。
2026年4月，施克华等55名上海市浦东新区失地农民，正式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行政诉讼监督申请书》。他们请求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对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行申9077号行政裁定及原一、二审裁定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
这起案件不仅关乎55名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更深刻触及了新修订《行政复议法》落地实施中的核心痛点：当行政机关面对公民保护财产权的履职申请长期“不予答复”时，司法机关能否以“重复处理”或“内部监督”为由，将当事人阻隔在法定救济的大门之外？
一、案情溯源：从三十年补偿争议到漫长空转的“程序死循环”
1. 合法产权与历史遗留的补偿缺口
1991年，施克华等55名申请人依法取得由原川沙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拥有合法的宅基地使用权及自有房屋产权。1992年，因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建设，申请人的宅基地及房屋被征收拆迁。然而，由于历史原因，长达三十余年间，涉及4779.46平方米安置面积缺口及10542.3平方米宅基地补偿争议始终未获彻底解决。
2. 持续性不作为与荒诞的“程序推诿”
面对历史遗留问题，申请人没有选择非法维权，而是始终坚持在法律轨道内寻求解决：
（1）提出履职申请：2021年12月13日，申请人向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特快专递《请求浦东新区政府履行保护财产权职责的申请书》，次日政府签收。然而，法定期限届满后数年，浦东新区政府未作出任何形式的书面处理与答复。
（2）寻求诉讼被指引信访：2022年7月，申请人向法院提起行政不作为诉讼，法院口头指引“先通过政府途径解决”。
（3）三级信访一致认定“应走诉讼”：申请人依指引逐级信访，从高桥镇政府、浦东新区政府到上海市政府，三级信访机关出具的书面意见均明确指出：该事项属于涉法涉诉问题，应当通过法定诉讼途径解决。
（4）重返司法却被关在门外：当申请人手持信访机关“应当走法律途径”的书面意见重返法院时，却遭遇立案难；随后依新法申请复议，又被以“不属于受案范围”裁决不予受理，诉至法院后更是被层层驳回。
各部门相互推诿，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形成了“法院推给信访，信访指引诉讼，司法再行驳回”的程序死循环，使老百姓陷入了求告无门的程序困境。
二、 核心焦点：剥离实体争议，捍卫最基础的“程序性答复权”
必须厘清的是，申请人本次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核心，并非直接要求司法机关在程序中强行裁决三十年前的实体补偿金额，而是一个清晰、独立、合法的程序性请求——依法责令行政机关对其2021年的履职申请作出书面答复。
行政机关依公民申请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答复，是一项独立的法定程序义务，不以实体请求是否完全成立为前提。各级裁判将当事人的“程序性答复请求权”粗暴地等同于三十年前的“实体补偿诉求”，以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为由直接扼杀当事人的程序救济权，在法理逻辑上存在严重的“偷换概念”问题。
三、 法理剖析：本案裁判存在的四大根本性适用误区
梳理本案各级裁定，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处理本案时存在逐级固化、相互叠加的系统性法律适用错误：
误区一：选择性规避新《行政复议法》，架空立法改革成果
202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新修订《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明确规定：公民“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未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申请人于新法施行后第19天（2024年1月19日）提起复议申请，精准契合该条规定。但复议机关与法院对当事人明确援引的新法核心条款采取“选择性沉默”，以旧法时代的审查惯性架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确立的“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的改革意志。
误区二：错误认定“重复处理行为”，筑起不当的“程序铁幕”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援引《行诉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将本案定性为“重复处理行为”。然而，该排除条款的适用必须满足“当事人同一、标的同一、依据同一”：
1. 标的不同：本案复议标的是针对2021年浦东新区政府“不予答复”的持续性行政不作为，而非以往的历史决定；
2. 依据不同：本案依据的是2024年赋予公民全新救济渠道的新《行政复议法》；
3. 行为持续：行政机关“不予答复”属于持续性违法状态。
将旨在防止无休止缠诉的条款，异化为拒绝向公民提供新法救济的“挡箭牌”，严重扭曲了该制度的立法目的。
误区三：混淆“内部层级监督”与“外部程序请求权”
裁决将公民要求政府履职的行为误判为“请求上级对下级进行层级监督”。事实上，公民因自身合法财产权受损，依法请求属地政府履行法定职责，行使的是宪法与法律赋予的外部程序请求权；行政机关是否履职、是否答复，直接产生对外法律效果，绝非单纯的行政系统内部管理事项。
误区四：以信访处理替代法定救济，公然违背《信访工作条例》
《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信访与诉讼、复议等法定途径应相互衔接，不得以信访处理替代法定救济。信访答复不具备司法既判力，更不能作为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与复议权利的借口。三级信访部门均已明确指出该案应通过法定程序解决，司法机关却反向以存在信访记录为由关死法治大门，不仅背离制度初衷，更直接造成了程序的空转。
四、检察监督的法定责任：激活审判监督，打破维权僵局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以及《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人民检察院肩负着对生效行政裁判实行法律监督的宪法使命。当终审司法裁判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存在根本性错误、导致公民诉权与程序权利被系统性剥夺时，检察监督是法治防线的最后一道安全阀。
施克华等55名失地农民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诉求清晰明确：
1. 启动审判监督：依法对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行申9077号行政裁定提出抗诉，或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2. 纠正错误裁决：撤销原一、二审及再审裁定，撤销上海市政府不予受理决定；
3. 责令依法履职：责令复议机关依据新《行政复议法》依法受理，或责令浦东新区政府就2021年的履职申请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正式书面答复；
4. 统一裁判尺度：针对普遍存在的“滥用重复处理条款”、“新旧法衔接失灵”等司法适用顽疾，向最高法院及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推动行政争议真正纳入法治化轨道。
五、结语：让正义在法定程序中被看得见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基石。行政法治的核心要义，在于行政权力面对老百姓的合法诉求时不能“装聋作哑”，司法机关在审查公民诉权时不应“设卡阻拦”。
55位浦东失地农民三十余年的维权之路，是一面透视基层法治生态与司法公信力的镜子。他们所争取的，不仅是一份迟到了数年的政府书面答复，更是每一位普通公民在面对公权力时应有的法律尊严与程序保障。
期待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以法治的担当打破程序坚冰，让新《行政复议法》的立法红利真正惠及民众，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每一个程序节点中，都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者：冯正虎
2026年9月29日
原文链接：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26/09/blog-post_13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