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已解散的“支联会”及其前领导层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审理至第十日，曾任副主席的邹幸彤（大律师）在法庭上自行作出了上万字的中段陈词。在被未经定罪羁押四年半的情况下，她在狱中构思了这份法律抗争。
一、 控方逻辑的荒谬：反对不等于犯罪
邹幸彤指出，控方依赖的证据极其单薄，其核心逻辑可以简化为：
支联会主张“结束一党专政”。
中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因此，“结束一党专政”等同于“结束共产党领导”，即违反宪法，构成煽动颠覆。
邹幸彤的反驳：
概念区分： “一党专政”是权力架构，而“共产党领导”是实际拥有的权限，两者不能简单画等号。
公民权利： 即使假设支联会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那又如何？作为国家的公民和主人，为何无权反对现行宪法的规定？
修宪的正当性： 宪法并非不可更改，共产党自身就颁布过四部宪法（每次修改宪法就是反对和否定前一版宪法）。既然执政党可以修宪加强自身地位，为何民间不能提出相反的要求？如果一提要求就犯法，说明这并非法律，而是强权意志。
二、 对国家主人地位的捍卫
邹幸彤认为，如果“结束共产党领导”被视为必然犯法且无合法途径推动，这实际上是在否定“人民是国家主人”这一根本原则。
“这意味着这个国家永远只能由共产党统治，百姓只能服从，不能反对，不能改变。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必须永远服从——凭什么呢？”
她进一步指出，法律是由人制定的规则，自然可以被人改变。没有任何法律可以规定自己永远不能被推翻。如果某条文具有这种“不可挑战”的效力，只能证明该组织是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畸形存在。
三、 “反对”与“违反”的法律界限
她分析称，控方必须证明被告是在煽动他人“违反”（不执行）法律，而不仅仅是“反对”（表达不满）。
举例说明： 一个人可以竭尽全力反对“强制佩戴安全带”的法律，但在法律未废除前，他坐车时依然配合佩戴。这就是“反对”但不“违反”。
证据缺失： 控方从未提出证据证明支联会是在煽动实际的违法行为，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持反对立场。
四、 宪法在香港的适用性问题（釜底抽薪）
邹幸彤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法理质疑：中国宪法在香港并不直接产生刑事法律责任。
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香港人没有投票选出人大代表，香港也不实行计划生育。如果港人不能以此控告政府违宪，政府同样不能引用宪法条文来指控港人刑事犯罪。
一国两制的破坏： 根据《基本法》，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控方强行将社会主义的规则（中国宪法第一条）移植到香港，本质上是在否定和破坏“一国两制”。
五、 现实操作的荒诞性
邹幸彤用幽默嘲讽了控方逻辑的不可操作性：
“就算退一万步，假设我真心想全力遵守这个所谓的‘领导’，想起床刷牙前先请示一下，我都不知道去哪里问。共产党在香港存在吗？有运作吗？它是一家公司、一个社团、还是某个人？电话是多少？办公室在哪？”
六、 程序与管辖权的缺失
最后，她指出控方并未传唤任何“中国法律专家证人”出庭。
解释权问题： 香港法庭和律师并无专业水准和法定权力去解释中国宪法（解释权在人大常委会）。
结论： 既然法庭没有释宪权，案中又无专家证据，控方的指控在法律和证据基础上均告破产。
总结：
邹幸彤认为，控方整个案情“千疮百孔”，其真实目的只是为了通过司法手段，将“结束一党专政”变成一个“不能说、不能做、甚至不能想”的禁区，但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法理支撑。
